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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世界舞台上，近代的清政府給人的印象是封閉古板、腐朽落后。
尤其是在八國聯軍侵華之后，清朝泱泱大國的臉面被列強徹底踩在腳底。
那個神秘的東方大國，已經完全成為任人宰割的綿羊，就連南美洲的蕞爾小國，也敢上門勒索。
國家蒙羞，個人的顏面也難以保全，哪怕是清朝的官員外出訪問，也不免遭到外國人的戲弄。
在當時有一個叫許世英的外交官，他在國外訪問時竟被邀請觀看脫衣舞。
看完之后，當外國記者詢問他的感受時，他卻沒有表現出別人預料的窘迫，反倒是用幽默的語言，既維護了國家尊嚴，又很好的回答了記者的問題，把一場蓄勢待發的外交危機化為無形。
在外交場合大展風采的許世英，自小就機敏過人，他十九歲就考中了秀才，廷試中榜后，他被任命為刑部主事。
許世英為官后不久，1900年就發生了八國聯軍侵華，等到戰爭結束，1902年外逃的光緒帝和慈禧太后起駕回京，許世英則負責隨行護送。
沿途經過地方州縣時，因為秩序崩壞尚未恢復，各地的刑事案件層出不窮，許世英一邊護駕一邊判案，解決了不少糾紛。
這一切都被慈禧看在了眼里，直夸他是能臣干吏，自此許世英之后十余年，一直在刑部為官，不斷積功升遷，成為清朝有名的司法權威。
1908年，當時的清政府在全國各地的革命浪潮面前，不得不采取退讓措施。
決定效仿別國的君主立憲制，在本國實施憲政，史家把與之相關的一系列事件稱為「預備立憲」。
想要改革本國政體，就需要組織大批人才，投身到理論構建和總結經驗中。
雖然在之前已經有五大臣于1905年出洋考察，但這還遠遠不夠，恰好1910年美國正準備舉辦，第八屆世界監獄改良大會，清政府應邀前往。
這個大會是給各國交流、討論司法體制的一個平台，對于清政府來說這次赴會是以學習為主，給國內開始的改革提供參考。
許世英當時擔任奉天高等審判廳廳長，被調任為代表團的副使前往美國，大會結束后，許世英前往歐洲考察司法制度。
歐洲各國對清朝人的這次訪問都持著蔑視的態度，除了例行的陪同講解之外，他們還打算找個機會，讓清朝使節們看看「文明世界」的特色，在媒體面前讓他們出點洋相。
最終這個機會被法國人把握住了，在考察團結束在當地的行程后，法國官員邀請清朝使節一同觀看舞台表演。
清朝使節作為客人當然是客隨主便，于是當晚便欣然赴會，可誰承想這個表演的居然是脫衣舞。
當時的清朝社會風氣還很壓抑，三綱五常依舊是大多數國人認同的真理。
在清朝人心中，女子就應該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「男女授受不親」才是常態，稍微出格一點的言行都被視為傷風敗俗，更別提脫衣舞了。
雖然當時中國國門已經被洋人的炮火轟開多年，西洋人的開放或多或少都有所耳聞，但是能成為使節的都是飽讀詩書的士大夫，對這樣的表演當然是十分不齒的。
其實脫衣舞在當時的歐洲也才剛剛興起不久，還只是上流貴族的私密愛好，在社會上并沒有推廣開來，拿它來招待外賓確實有些不合適。
但是法國官員的目的就是為了看笑話，于是拿最新潮的舞蹈給最古板的清朝人觀賞，就最合適不過了。
果不其然，觀看表演時台下的清朝官員們神態都有些局促，作陪的法國人一會兒看看台上，一會兒瞧一瞧邊上的清朝人，眼看自己的目的快要達到了，不免有些得意洋洋。
為首的許世英卻和表情僵硬的同僚們不同，他好整以暇端坐在觀眾席上，不時鼓掌稱贊，那自然放松的模樣，好似看的不是脫衣舞而是國內的京劇。
等到表演結束，眾人都松了一口氣，正擦了擦額頭上的汗水準備離開時，事先被安排好的記者們，很快就扛著攝像機圍了上來。
他們關注的焦點當然是清朝使節們，對這次脫衣舞表演感受如何。
這一下子可把代表團眾人問住了，在他們心里，能看完這個表演就已經算給主家面子了，回去之后自然是絕不再提這件羞恥的事，現在卻要當眾談談觀后感，這如何說得出口！
更重要的是，這是一個外交場合，使節說出的話不僅代表個人，還代表國家形象。
如何回答得既言之有物，讓記者滿意，又不辱國格，這是一個頗為棘手的難題。
眼見氣氛有些冷場，許世英立即站出來接過話頭，他坦率地說道，這個表演頗具新意，或許能幫助法國增加人口。
許世英說完，全場哄堂大笑，緊接著響起陣陣掌聲。
法國官員眼見沒有讓中國人吃癟，反倒使他們的外交官一展風采，只好就此作罷，清朝代表團也順利結束了在法國的考察之旅。
許世英的話既正面地回應了記者的提問，又用幽默的方式避免了可能帶來的尷尬，而詼諧的話語中又帶有一絲對法國的暗諷，真可謂是綿里藏針、不卑不亢。
更難得的是，許世英并不是一個專業的外交官，他深耕司法領域多年，出席的外交場合屈指可數。
但他卻能巧妙化解這樣一個外交難題，不得不承認許世英頗具能力。
脫衣舞表演和記者采訪只是歐洲考察中的小小插曲罷了，考察后的經驗總結才是此行的目的。
為此許世英撰寫了厚厚一沓分析報告，希望能為國家實行憲政貢獻綿薄之力。
奈何所謂「預備立憲」只是愚弄天下人的一個騙局，掌權者根本不希望讓國家現代化，依舊想搞君主專制那一套。
于是許世英的滿腔熱血，只能竹籃打水一場空了。
沒過多久，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，腐朽的清王朝轟然倒塌。
在辛亥革命中，思想進步的許世英為革命黨奔走吶喊，在清帝退位上貢獻良多，因此袁世凱對他青眼有加，任命他為大理院長，后又改任司法總長。
雖然許世英身居要職，但難以一展宏圖，當時的北洋政府號稱是民主政府，但實質是由袁世凱等軍閥獨裁。
這些軍閥維護的仍然是封建地主的利益，對可能損害利益的革新政策強烈抵制，他們掌握軍隊，各界人士就算有異議也無法反對。
因此許世英只不過是被供起來政治花瓶而已，盡管如此，他還是不改初心，用自己僅有的一點權利改善環境。
1921年，許世英被任命為安徽省省長，在任期內他力主裁撤安武軍，削減軍費開支，但卻因此與安徽督理馬聯甲發生沖突，沒過幾年就黯然卸任。
此后許世英一直在北洋的中央政府任職，充當各路軍閥的智囊。
他專任多職，一度當上了國務總理，但在各方角逐的舞台上，扯皮與爭執牽扯了他太多精力，以至于為官多年也沒能做出亮眼的政績。
到了1926年，國民革命爆發，在革命軍的北伐下段祺瑞政府倒台，而作為段祺瑞下屬的許世英也同時下野，暫時擺脫政治身份。
下野的許世英來到上海，利用自己的公眾形象從事賑濟災民的公益活動。
過了兩年，他的事跡被蔣介石得知后，被任命為國民政府的賑務委員長，主持全國的賑濟工作。
雖然又恢復了官身，但其實他并非蔣介石的親信，只是政府里的邊緣人物。
當時連年戰亂，流離失所的百姓何止百萬，許世英奔走各地，救下了不少災民。他樂在其中，在這個安撫民生的崗位上一直干了八年。
直到1936年，日本在東北和海上活動頻繁，有識之士都看出來兩國即將爆發大規模戰爭。
當時日本的首相廣田弘毅，駐華大使有田八郎都是許世英的老朋友。
為了讓日本暫緩侵華的腳步，蔣介石派許世英擔任駐日大使，希望他用自己的私人關系從中斡旋。
許世英當時已經是年過六旬的老人了，但為了國家，他還是決定遠渡重洋前去赴任。
可是發動侵略已經是日本舉國的共識，箭在弦上不得不發，單靠一個許世英并不能扭轉乾坤。
在日本期間，廣田等舊友與他只談往事不談政治，許世英難以達成維護和平的作用。
直到七七事變后，許世英仍在日本試圖議和，但日寇的攻勢不停，最終在1937年12月南京城破，戰爭的態勢已經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了，他只好憤然回國。
回國之后，許世英又干回了賑濟災民的老本行，此時的他已經垂垂老矣，逐漸淡出了政治舞台。
之后的他親眼見證了日寇的失敗，國家恢復和平，最終于1964年在台灣病逝。
縱觀許世英一生，雖出身封建飄遙的晚晴時期，卻不愿拘束于這封建之中，以己之身不斷奔赴在為民請命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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